现代职业教育的文化认同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发布时间:2017-06-28    点击量:294]

摘要

现代职业教育的文化认同

现代职业教育的文化认同

原创 2017-06-24 孙善学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现代职业教育的

文化认同

孙善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快了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步伐,明确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教育系统优化办学结构、提高人才供给能力的战略突破口,是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打造“中国品牌”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力量。以2014年全国职教会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为标志,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创新制度、构建体系、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全面服务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如何将国家意志转化为全社会的务实行动,如何使职业教育的改革举措真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惠及百业、利泽百姓,不可忽视社会共识的有效构筑,还需要解决好“文化认同”问题。

所谓文化认同,是社会成员个人或集体用以界定自我、区别他者,加强彼此同一感的共同文化内涵,往往以物质、精神、行为和制度的形态存在。文化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它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又指导和影响着进一步实践。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家庭、部落、族群是个人或群体文化认同的主要单位,随着社会的演进,超越血缘纽带的城镇、地区、国家甚至宗教、语言、社会团体、阶层、阶级等都可以成为人类文化认同的载体。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职业化特征越加明显,职业生活构成人们公共生活的主要领域,在不同的职业领域形成了相应的职业文化。职业教育是以职业为依据又为职业服务的,职业教育文化和职业文化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成功的职业教育能够成为传承和发扬职业文化的重要渠道,而不完整的或异化的职业教育会偏离职业文化的方向,使职业教育文化发生偏离或异化。那么,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应该有哪些最基本的观点呢?

 一、职业教育文化源于职业文化、超越职业文化

目前,世界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把职业教育归为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了从教育逻辑体系出发研究职业教育问题的普遍习惯。因此,职业教育文化容易被理解为教育文化的一个分支,忽视了职业教育文化的根源应该是职业文化。

现代职业文化不同于人类认识世界、探究未知领域产出新知识、新发明、新技术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科学文化,更不是古代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和封建特权社会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士”文化,也区别于我国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鲜明行业特点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职业文化”,而是伴随着世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发展形成的、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每种职业都有其不同功能、不同定位和不同标准,在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创造自己独特的职业文化。如我们对于职业的信念和追求、职业使命感和荣誉感、职业责任和行为准则、职业精神和尊严气质,以及对职业承载环境、职业象征符号的认同,等等。很显然,不同生产领域的职业文化内涵具有比较清晰的行业特点,这又构成了行业文化的基础。

 如果从行业文化的角度看,职业教育文化具备“教育行业文化”的一般特征,它主要反映到职业教育的从业者身上。职业教育的从业者具有教师的一般特征,具备教育职业文化的荣誉感,同时也受到教育职业文化的规范。但是,真正决定职业教育文化内涵的不是从业者自身的行业文化内涵,教育行业文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教育行业以外的其他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去感受和认同,所以职业教育文化认同必须建立在教育界、职业界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普遍共识之上。这种共识的核心是职业文化,因为合格的职业人才是职业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职业人才需要认同和传承职业文化。职业是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职业文化决定了职业教育文化的特性和核心内容。

职业文化具有“个异性”,任何两个不同的职业不会有完全相同的职业文化。这种个异性是由职业的社会使命与责任不完全相同、出现和发展的过程不完全相同等因素决定的。职业教育文化虽然源自职业文化,但不简单等同于职业文化,它是通过对一个、几个或者一群“个异化”的职业文化进行总结、归纳、提炼,转化为可以在职业教育场所实施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式、课程、教法、评价等,超越了原有职业文化内涵和形态,更有利于职业文化的传承、创新和推广。

 二、职业教育使命是促进人和职业的结合

在国民教育普及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从学校教育到职业工作成为当代青年人成长的主要模式和身份转换的主要路径。任何青年人不论在学校里学习多久、拿到什么学位,终究要走向职业。每一个人只有与职业活动相结合,在社会中担任一定的职业角色,凭借其所从事的职业来获取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去体验、感受和审视社会文化生活,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全面发展。但是,人与职业并不能天然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学习者成为可以胜任职业的工作者往往存在较大的距离,需要经过专门的职业课程学习或接受系统化培训,现代职业教育就是应人与职业相结合的需求而生。“从学校到工作过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社会学、职业教育学的研究热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美国还于1994年颁布了《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案》(School to Work Opportunity Act)。西方之所以重视“从学校到工作过渡”,就是为了实现人和职业结合,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职业教育更像是在“学校系统”与“职业系统”之间建立的转换系统。

职业教育的“转换”作用不仅服务于在校学习的学生(从学校到工作),也服务于需要实现职业转换的从业者(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以及社会待业者(从没有工作到拥有工作),为社会每一个成员进入职业领域和实现终身职业发展服务。概括起来就是把具有不同教育基础和既往经验、现成能力的人变成满足职业规范标准或者职业资格要求、具有职业胜任能力的人,把需要工作的人培养成工作需要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就是培养能够符合职业需要并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各种人员,即培养职业人才。

实现“转换”需要建立转换机制,为此建立起职业教育自身的层次结构和教育标准非常重要。它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学历体系,也不同于国家职业资格体系,是以前者为基础、以后者为依据、教育与职业要求相融合的新体系。从国际经验看,职业教育层次与标准构成了职业教育的资格框架,并成为国家资格框架的一部分。不同国家因国情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职业教育资格框架,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国家资格框架结构,如苏格兰分12 级,德国、英国、捷克等欧洲国家大多采用8 级结构,印度、日本为7级、澳大利亚原为6 级现已调整为8级。我国职业教育目前还处于“双证书”结合阶段,职业学校教育偏重于学历证书制度,而面向社会的职业培训实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还没有建立职业教育自身的层次与标准体系。笔者2006年研究提出职业教育分级制度并于2010年在北京市部分学校开展试验。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方案建议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之后,从初中后教育分流开始,建立5 级为基础、向上可以发展的5+X职业教育分级结构模型,并实行职业教育等级证书制度,形成我国的职业教育资格框架。职业教育分级制度与资格框架是建立我国国家资格框架的基础。

 建立职业教育层次结构虽有高低之分,但不能把它看成像普通学历教育一样的纵向“升学通道”,而是建构“学习—工作—学习”或“工作—学习—工作”灵活制度。理论上,技能大师、技术专家以及管理专家光在学校里不能培养,应在制度设计上体现职业人才的成长规律。如果把职业教育层次变成可以纵向发展的教育升学通道和新的学历体系,职业教育就难免重复普通教育的作用,偏离了自身目标。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制度安排优劣会影响整个教育体系的效率。

三、职业教育是普遍设立、面向人人开放的教育

 《世界人权宣言》提出 “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 。所谓“普遍设立”是指政府应当不断创造条件去满足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求必应”。这与我国政府提出的“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本质上是一致的,强调的是职业教育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充分就业、服务人的职业发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就是倡导职业文化、增强国家实力、创造人民福祉。

“学历文化”是教育文化认同与职业教育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的主要分歧之一。我国学历文化是在清末民初与科举文化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仍受到1 300余年科举制度影响,带有浓重的等级化色彩,甚至“科举崇拜”演化成“学历崇拜”。学历标准本应该是关于学习者知识水平、能力素质的综合评价体系,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为学校设置标准,成为教育管理范畴和教育部门的领地,形成了学历文化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冲突。职业文化不是学历文化,是鲜明的实践文化、能力文化。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就是以能力目标为依据建立的能力评价“尺度”。现实中,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持有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将不再是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在英国,甚至出现大学毕业生履历“高才低写”的情况,以防有的时候大学学历会“吓倒”雇主。

传统学历文化是阻碍职业教育面向人人的主要原因。经典的学校教育和学历教育不能适应现代职业教育“面向人人”“服务终身职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过时的专业、刚性的学制、脱离实际的内容等问题受到了来自学习者和雇主的双重质疑。一种从职业需求出发,面向人人、因人而异、按需施教、弹性灵活的办学制度和育人模式呼之欲出。现代职业教育以职业需求为动力、以学习者为核心、以能力培养为目标,专业对接行业、标准符合职业、学制方便选择。在给传统教育带来颠覆性改变的同时,形成特有的职业教育文化。

四、职业教育要建立更为广泛的实施体制

现代意义上职业教育概念包含了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过去,人们在观念中对培训与教育总是形成对比,“培训”是教授一套通常很严格的步骤,而“教育”则侧重个人的全面发展。甚至有时这两个词语与不同职业和地位有关,“培训”常指体力行业,“教育”针对培养专业人士。现代职业教育更广泛地包含了不同种类的学习和教学过程,而不再简单地使用概念加以区分。如果这个过程是“培训”,它通常是对非常复杂和高要求过程的适当简化,不会覆盖所有的学习内容和教学过程全部,但同样有教育目标和教育标准,是整个职业教育目标和标准体系的一部分,并能够在证书、资格的获取或学习成果积累上予以衔接。

 职业教育的承载形式也是十分广泛的,而不再局限于专门为职业教育而设立的学校。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为92 148万人;根据2011年我国教育统计公报,当年义务教育阶段以后各级学校毕业生达到3 176万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需要接受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或培训,这就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总体需求。显然,仅靠一万余所职业院校难以完成,必须立足于统筹和扩大职业教育资源才能满足全社会职业教育需求。国际上,实施职业教育任务有三大支柱,即基于学校的职业教育、基于工作场所的职业教育和基于社会的职业教育。判断是不是职业教育,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涵特征。在经典职业学校之外,社区学院、企业培训中心、社会培训机构及成人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甚至网络大学都可能成为职业教育承担者。

三大支柱必须形成合力方能体现职业教育体系的社会效率,但现实并非如此。往往在认识上厚此薄彼、管理相对独立、教育评价标准不一致、政策差异很大,三大支柱的割裂使学习者难以适从。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它们现行的职业教育政策也是在矛盾斗争中建立起来。我国提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键要看新的制度和体系能否涵盖三大支柱,使职业教育资源最大化、效益最优化。同理,承担起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大任,需要这“三大支柱”形成文化共识和行动自觉。

五、指向“人生出彩”与“人才红利”的改革共识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对职业教育工作的批示中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他强调“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同年6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习近平同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提出要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要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创造更大人才红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笔者认为,“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与“为国家创造更大人才红利”,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两个核心目标。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围绕实现“人生出彩”与“人才红利”而进行的深刻的教育改革。

 “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现,是从增进人民福祉的高度出发对职业教育工作提出的政治要求。“创造更大人才红利”是重要的强国之策。李克强同志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更大人才红利,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确立“人生出彩”与“人才红利”的改革指向,树立我国职业教育新的发展理念,以此为基础凝聚共识、协调行动。如,要实现人生出彩与人才红利,仅注重教育自身发展成就还不够,必须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经济发展中体现职业教育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仅教育部门、教育系统的自身改革还不够,必须全社会积极参与、支持职业教育,形成国家人力资源建设尤其是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合力;仅服务于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还不够,必须面向职业社会中所有具有学习需求的劳动大众,为职业转换、技能提升、终身职业发展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教育与培训。

新目标与新理念具体落实到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上,就是使学校与社会联动、教育与产业合拍、学习与工作对接,这是办好职业教育的三个重要原则。新时期党和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方针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加快发展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面向职业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为重点,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近几年,我国职教事业发展改革实践在整体上遵循了这一基本方针。

六、职业教育制度要社会共同建设、共同认可和共同实施

制度是职业教育体系的灵魂。实际上,职业教育制度因不同国家制度、政体、历史、文化、教育的差异而不同,并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在世界上难以找到制度相同的两个国家,甚至于“职业教育”“资格”“技能”“劳动”这些概念在不同国家都具有不同涵义。我们努力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业教育制度,这个制度需要社会共同建设、共同认可和共同实施。离开社会和行业的合作不可能建立职业教育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标准,“象牙塔”里的职业教育做得再好,也得不到社会认可。行业企业和社会用人单位如果离开学校的合作就失去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供给渠道,人力资本投入会大量增加,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降低。而对于政府来讲,职业教育仿佛是巨大的“过滤网”和高效的“导流渠”——把合适的人才送往合适的职业岗位,是管理和调控社会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教育结构失衡必然影响到人力资源储备,人才需求与供给矛盾造成结构性失业,危及社会稳定。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需要在国家主导下,教育界、产业界及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职业教育需要国家制度的刚性支撑。瑞士钟表业、德国汽车业、美国飞机制造业在国际上保持领先的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先进的职业教育系统——瑞士学徒制、德国双元制和波音公司全球培训体系。西方有很多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关注职业教育研究,他们往往将职业教育问题同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保险、税收、企业制度等联系起来,提出要建立围绕职业教育的“国家制度体系”。职业教育并不仅仅承担着教育任务,也是“技能积累”过程、职业精神塑造过程、职业文化传承过程。技能积累同知识积累、文化积累、科学积累、财富积累一样都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

职业教育文化中的自豪、自信来自于职业文化自豪、自信。一种职业,如果能给予从业人员与其付出相适应的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就能使从业人员具有职业自豪感和责任感,产生敬畏意识、敬业精神。那么,与优秀职业文化相生相伴的职业教育文化也会大放异彩。

本文转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17年第1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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