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研究进展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发布时间：2019-06-25    点击量：2696]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研究进展

    据“中国知网”文献数据资料显示，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始于2015年，并呈现出研究数量不断增多、研究视阈不断拓宽、研究内容不断聚焦、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的特点。本研究从政策、形势、现状、策略、展望五个视角对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政策：日趋完善、仍需健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出台了系列具有针对性、指导性的纲领性文件在教育领域，2016年，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出台《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成为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总指导。

2017年，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更加具体，落实落细。3月，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共同出台《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对规范学校招收、培养、管理国际学生行为，增进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出明确要求。5月，中组部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共同印发《关于加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教育对外开放的全过程。12月，国办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遵循相关程序、规则和章程，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在业务领域内将‘一带一路’职业教育项目纳入支持范围。”系列文件为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提供了行动遵循。2019年，提升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能力、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之一，提出要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并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在海外建设“鲁班工坊”。《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进一步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作为近五年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点任务。

有研究者认为，系列政策成为指导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首先，政策对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进行了区域布局，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重构了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地域发展格局。其次，在合作内容、合作形式、合作途径、合作方式等方面明确了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政策工具。同时，研究者们认为，职业教育国际化有关政策仍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走出去”办学的顶层设计，破解教育“走出去”办学的体制机制障碍，如健全海外办学制度以及海外资产管理制度，简化专业教师海外授课审批流程等；另一方面要针对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出台专门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指导政策。

二、形势：机遇更大，挑战并存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开创了广阔发展空间。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来看，教育国际交流平台更加广阔，为职业教育打造中国品牌、增强国际话语权创造了更大舞台。从我国“走出去”行业企业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来看，培养大量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的复合型、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对职业教育提出了迫切需求。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需求来看，沿线国家人力资源劣势和整体落后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对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了良好契机。

在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存在多重挑战，主要表现在输出有困惑、内涵待提升、环境待优化。

第一，职业院校对“输出什么”和“如何输出”存在困惑。输出行动仍处于初步“试水”阶段，缺乏经验借鉴、面临文化交流冲突、亟待制订系统科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

第二，与国际化相匹配的职业院校内涵建设有待提升，主要表现在师资、课程、治理三个方面。师资方面，双师双语的师资队伍是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最大挑战。课程与标准开发方面，课程与标准如何开发成双语，并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同和接受，以及职业院校小语种课程与教学状况普遍堪忧。学校治理方面，国际化办学制度不健全，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机制，在合作办学理念、办学模式、运营管理、人员交流和人才培养方案等各方面呈现出一种随机和零散的状态。

第三，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环境待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政府奖学金”类别中没有专科奖学金，影响职业院校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的考核导向不明、激励措施不足、鼓励政策缺位；职业院校“走出去”办学的启动资金、援助资金均存在大量缺口；“走出去”企业与职业院校信息共享渠道不畅，企业参与的利益共赢和分配机制缺失等。

三、现状：模式多元，起步阶段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400余所高职院校与国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近千个项目，占高等教育总数的40%多。

当前，职业教育“走出去”呈现出多元模式。根据合作内容层次不同，分为资源设备输出、专业标准输出、中国文化输出三种形式。根据依托资源不同，分为政府主导型、行业/企业主导型、主动出击型。根据合作主体性质不同，分为校校结合型、校企结合型、行企校研结合型。根据联结纽带不同，分为契约联结型、资产联结型、契约资产混合型。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无论何种模式，“校企协同”走出去，与积极拓展国际业务的行业企业联合办学或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培训，共建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是职业教育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较优路径。对企业而言，职业院校可以帮助其“一带一路”人才的培养；对职业院校而言，可减少成本障碍、风险障碍和能力障碍。

尽管职业教育国际化模式多元，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规模、结构、质量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提高。有研究者提出，我国跨境教育形式尚显初级。

 

首先，高职院校招收国（境）外留学生总体比例偏低，专业结构不合理，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教育模式并未充分考虑市场的导向因素，来华留学生培养市场机制未建立；专业出现“扎蹲”现象，专业之间人数差距较大并且倾向于文科。

其次，高职院校国（境）外合作办学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沿线国家合作办学数量少，且规模质量效益总体欠佳；尽管与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项目增速快，但参与的高职院校不广泛，合作办学涉及的专业结构失衡、办学层次不高。

再次，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区域差异大。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院校集中度较高，江苏省高职院校国际合作项目占全国的1/4以上，2017年江苏、浙江和山东3个省份国际影响力50强的院校占全国高职院校的一半以上。

第四，高职院校境外办学以海外分校、独立学院等为具体形式，但均以语言教育和短期非学历培训为主，仍待优化。

四、策略：精准定位，提升内涵

（一）精准职业教育国际化战略定位

第一，发展方向从“引入为主”到“双向互动”。未来，职业教育国际化要从“引进来”为主走向“引入”与“输出”双向互动。

第二，发展路径从“自发探索”到“系统设计”。职业教育国际化要从学生培养、教师交流等分散的单项活动转向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综合能力的系统设计。

第三，发展重点从“要素优化”到“标准对接”。研究者一致认为，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与规则的研究制定，开发与之对应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推动国际化要素优化走向要素标准的国际化对接和研制。

 

第四，组织管理从“政府调控”到“多元治理”。职业教育国际化组织管理要从政府调控为主走向政、行、企、校、社多元协同治理。首先，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将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纳入“一带一路”的总体实施框架，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其次，要搭建不同政府间、机构间、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平台，建立国际化协同治理机制。

（二）提升职业院校国际化内涵建设

第一，更新办学理念。职业院校国际化策略制定要以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为前提，将国际化发展纳入院校核心发展目标，制订科学、系统的国际化战略规划，具体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描述职业院校国际化发展的理念与愿景；二是职业院校SWOT分析，确立核心竞争优势；三是战略实施的阶段、途径及举措，将国际化维度融入职业院校核心职能之中；四是成果评价，通过绩效评估确保国际化工作的持续性投入与改进。

第二，优化专业结构。一是要围绕“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强化专业设置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契合度；二是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构建特色鲜明的专业群，加强人才培养与沿线经济的耦合度；三是要建立专业随产业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与沿线产业群相匹配的专业体系；四是要设立“语言+技能”复合型专业，培养高端国际化人才。

第三，重构课程体系。构建“课程+”复合型课程体系。一是“课程+多技能”。职业院校要根据自身专业发展特色和技术资源优势，开设多类型的技能课程二是“课程+语言”。根据合作企业海外投资区域，有针对性地开设面向某种特定专业技术的语言课程内容，确保学生具备一般性的外语听说交流能力。三是“课程+文化”。融入沿线各国的文化元素，提升学生国际化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国际思维。四是“课程+标准”。积极引入国际课程评价指标和行业标准体系，建立与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的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增强人才培养的实效性。五是“课程+互联网”，整合沿线地区和国家的优势课程资源，综合运用云平台、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共同构建多元、开放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第四，提升师资能力。提升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国际化能力可从“送出去”和“请进来”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依托国家“一带一路”专项基金等多种项目载体，鼓励教师通过脱产学习或顶岗实践等多种形式深入国外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和行业锻炼，增强授课教师的实践能力和国际化视野。二是以国家援外项目为载体，组织教师到项目中任职、讲学、教学、进修和研究，增强教师国际化的专业素养、科研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三是创设平台，吸引海外游学留学人员回国任教，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人才培养工作。

五、展望：研究特点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特点

1.研究视域更加开阔

现有研究跳出职业教育谈职业教育，更加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产业特点、人力资源需求和现有职业教育模式，在更加开阔的研究视域里寻求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能力的战略和举措。

2.研究内容更加聚焦

研究内容进一步聚焦到沿线各国以及我国各区域省（市）、各行业，还有针对某一国际合作项目的案例研究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和具体。

3.研究方法逐渐丰富

从现有研究来看，既有基于耦合理论、FOPA理论模型等对职业教育国际化路径的理论分析，也有基于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方法逐渐丰富。但总体来看，理论分析文章显著多于调查研究文章，逻辑思辨类文章显著多于定性定量类文章。

（二）研究展望

1.加强职业教育国际化指标体系研究

未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程度将不断深入，从双边、多边国际联盟会议的经验交流、互派师生访学、设备输出等碎片化合作向技术输出、标准输出、人才培养模式输出等系统化、深层次的长效合作转变，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将逐渐贯穿于产能转移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面对新形势，要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能力，其关键是有一套体现完善的、凸显职业教育特色的指标体系，这既能够为职业院校开展国际化合作提供有效理论指导，也能为衡量职业院校国际化能力提供评价依据。为此，职业教育国际化指标体系研究应将成为今后职业教育国际化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2.加强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研究

职业教育国际化既需要有国家宏观政策的方向性引领，更需要有健全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做保障。当前职业教育国际化在体制、制度、政策、机制等不同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制约了职业院校国际化实践步伐，但现有研究对政策和制度的研究呈碎片化，不成体系，急需职业教育研究者发挥智库作用，在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研究上下功夫，以破解阻碍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中的真问题为导向，为政策和制度设计为抓手，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3.加强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践研究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尤其是服务“一带一路”的国际化研究更多地偏重于“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的机遇、挑战和路径的分析，多是基于外部需求所做的宏观、应然性分析，这在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初级研究阶段对树立职业院校国际化理念是十分必要的。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研究应进一步引领和指导院校国际化实践，为此，急需以先行先试并取得较好成效的职业院校国际化实践为基础，综合运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开展多领域、多类型、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以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对国际化要素开展全面研究，以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的提炼和构建为重点，实践分析与理论提升相结合，对职业院校深入开展国际化实践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实指导意义。如，非洲地区孔子学院和职业教育培训的有机结合，不仅扩大了孔子学院的办学功能，也显著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对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再如鲁班工坊在沿线国家的布局、建设、运行机制与制度保障等，研究者对于这些方面的实践案例仍然缺乏深入系统研究，缺乏如何总结有效经验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和制度的顶层设计研究，都应是今后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研究中的重要着力点。

 

本文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年第12期，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前一篇：关注 | 201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新一线"城市吸引力不断增强

后一篇：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会在京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