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海生 李阳：建党百年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走向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创新。本研究基于历史视角，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历史变迁，立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使命，展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未来走向，以期深化和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开启了职业教育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办学篇章，主要历经了以下四个不同发展阶段：
（一）探索阶段（1921—1949年）——工学并举模式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进入近代工业时期，实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在此期间，我国引进西方“工学并举”办学模式，出现了开办新式学堂、实习工场和鼓励出国留学等方式，让学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培养了一批技术型人才。此为近现代学校教育的开端，也是工学结合的原型。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和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批爱国之士赴法国开展勤工俭学运动，“工读主义”和“半工半读”就此出现。1919年我国工读互助团成立，该团奉行“本着互助的精神，开展半工半读”的发展宗旨，从此“半工半读”的概念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黄炎培、梁启超等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模式，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农村改进实验区、职业指导所等学校，强调从做中学的育人方式，提倡教育与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中华职教社以推行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发展普通教育为三大宗旨，通过对学生传授从事某种职业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加强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从而为急速发展的现代工商业输送人才。该社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影响深远，“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职业教育思想广为流传。同年，出版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提出了许多职业教育的建设与改进意见。1918年，中华职业学校正式招收学生。在黄炎培的努力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中华职业教育学校名扬四海，得到教育界、实业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极力赞赏，为发展实业提供了人才支撑，为平民提供了受教育求发展的机会。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全产业部门应成立工人学校，劳工组织的核心是开设劳工补习学校，所授学说，应能唤醒劳工觉悟。”在党的领导下，各地积极承办干部学校和工农补习学校，推动了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中职业教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见发展之迅速。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以毛泽东、彭湃等为首的共产党人连续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班，有772名学员毕业。1924年，党在上海沪东、沪西、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市区办起了夜校，到1926年时，工人夜校达到了36所。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以开展干部教育为重点，也大量试行工农识字教育和工人补习教育。1934年4月，中共颁布了《业余补习学校办法》，强调扫除文盲，提高工人技术生产水平。在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推动下，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设立了大量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等，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以提高民众基础文化和思想觉悟为目的，广泛创办补习学校、地方通俗报纸等，教授民众识字。随着解放战争日益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接收和开办了许多工厂企业，工人队伍数量也随之有了很大发展。1948年8月，党中央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强调“提高教育职工的文化水平，尤其是他们的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要求“在工厂较多的地方开办职工学校。在学生、师资和设备等条件具备的地方开办工业专门学校”。“这个时期解放区进行工人教育的形式主要有开展业余教育和设置文化娱乐机构、开办工人学校、编印工人书籍刊物，其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结合起来进行。”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以先进文化教育为牵引，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基本原则，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教育潮流，此时的半工半读实质上是一种面向工人农民队伍，以启蒙教育和文化普及为主的教学方式，工学结合主要以工作为主，学习和读书为辅。
（二）建设阶段（1949—1984年）——半工半读教育模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职业教育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国共产党在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等各历史阶段中，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教育工作，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变迁，开创人民教育事业的新纪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的借鉴，接管、改造旧政府的职业学校，做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在此时期，大部分企业的学徒制延续了民国时期的形态和轨迹，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单位制逐渐铺开后，学徒制也随之开始了变迁历程。在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背景下，我国经济建设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激增，刘少奇倡议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广泛开办半工（农）半读职业技术学校和业余学校。1958年，毛泽东提出“工厂或农场在中等技术学校和技术学校试办，大力开展半工半读”。同年，《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有步骤地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凡是有条件的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可单独举办或者联合厂矿举办，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能举办的可以和地方工厂、作坊等签订生产实习合同，或参加地方定期义务劳动和农业合作社劳动。这是第一次从国家经济建设角度确定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发展制度。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具体办学形式上，实行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等。“当时，技工学校由国家产业部门、各级劳动部门、厂矿企事业单位和有关部门单位联合举办，其中企业办校占50%。”
半工半读教育实质上是学徒制的一种变形，当时的许多学校具有学校教育和工厂生产劳动教育的双重使命，既培养学生，又生产产品。接受技能培训的工人其身份与学徒工类似，既在劳动过程中学习生产技能，又接受学校教育，因而通常称为学工。半工半读教育的经费不用学工承担，或者摊入生产成本，通过编制开支预算计划由国家财政下拨经费；或者来自厂长基金。学工的待遇参考学徒工，一般没有工资，只拿生活津贴。除了半工半读教育以外，委托培训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模式。委托培训是利用大型企业的生产技术、机械设备和技术力量，为其他工厂的学徒工提供技能培训的一种方式，属于国家主导下的厂际技能帮扶行动。委托培训是一种政府行为，由政府按照计划实施。公立中等职业学校在当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是各业务部门或企业单位举办中等专业学校，由教育部检查指导。实行“专业化与单一化”体制，将职业学校原有的“通才”培养模式转变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专业”教育模式。这一时期半工半读的内涵也随着教育的发展而逐渐深刻，“工”不仅理解为工作，还有实习之意，“学”也从原来的学校理论知识转变为工作过程知识，蕴含工作与学习相结合的含义，丰富了工学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质内涵。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业教育事业在独立探索中不断前行。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下，经济建设急需大量技术技能人才，人才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为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开始调整与改革中等教育的结构。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职业教育在此背景下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发展。
（三）确立阶段（1985—2013年）——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我国职业教育实际情况和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思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速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
198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鼓励多种力量办学，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该政策是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1986年7月，第一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党中央鼓励企业之间、校企之间联合办学，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办学开启了新征程。1991年1月，第二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提倡“校厂合一”的办学形式，大力开展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1992年，国有企业改制使行业企业办学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学校和企业成为独立个体。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强调“职业教育要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走产教结合的道路，加强校企合作”，在法律层面确立了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紧紧围绕产教结合、校企合作进行积极探索，立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关注职业教育本质规律，奉行“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不断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2004年，党中央提出职业教育要走产教结合之路。2005年，国务院决定逐步建立和完善半工半读制度，开展学生通过半工半读实现免费接受职业教育的试点。2006年，教育部强调“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要由传统的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向企业和工作即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转变”。在政策倡导下，全国各大职业学校积极实施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推动校企合作制度化”。2012年，“十二五”规划仍强调“大力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至此，工学结合的本质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以实践为逻辑起点，工作和学习的结合颠覆了传统以课堂为中心的办学模式，各院校开始大力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之路。
这一时期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在国家制度层面得到高度重视，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实现了自我建构，明确了宏观（产业和教育）、中观（企业和学校）到微观（工作和学习）的发展逻辑，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紧密结合，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四）深化阶段（2014年至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我国职业教育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宗旨，以标准先行、质量为先为着力点，不断完善职业教育顶层设计和推进项目式发展，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加快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
“十二五”至“十三五”时期，在党中央领导与支持下，职业教育办学势头良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得到深化发展，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日趋适应。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办学方针。同年，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强调坚持产教融合发展。2016年，《关于编制“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建设方案的通知》要求“启动实施产教融合工程规划项目，大力支持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职业教育深化办学模式提供了财政支持与制度保障。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强调“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从政策层面凸显了产教融合的重要作用和发展方向。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完善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同年，《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颁布，这是我国首个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法规性专项文件，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具体操作说明。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该文件强调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发展定位，必须坚持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审议通过，其中强调“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创新办学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同年4月12日至13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再次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党中央仍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不动摇，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这一时期，我国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多次强调职业教育要坚定不移地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道路，始终秉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深化了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本质内涵。进入新发展阶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职业教育将继续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始终为人民美好生活、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服务。
建党百年，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始终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实现了从单一需求走向双重需求、由一元主体跨界多元主体、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三大变迁，形成了双元结构的办学格局。
（一）需求变迁：从单一需求走向双重需求
建党百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需求由单一需求走向双重需求，主要体现在从关注单一的纯学校形式的传统普通教育转向关注产业需求和人的发展需求于一体的现代职业教育。这种需求的变化要追溯到职业教育发展的本质规律，即职业教育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服务，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助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职业教育办学的双重需求，一是促进产业发展。职业教育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重点对接地方支柱产业，大力提升区域竞争力，满足不同区域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体现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地方性的特点。二是体现职业导向。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将职业发展贯穿于整个培养体系。“职业是职业教育存在的前提，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就业既是一种就业服务，也是一种教学方式。要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抓手，将职业学校专业教学工作过程化，完善职业资格标准，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互通衔接，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二）主体变迁：由一元主体跨界多元主体
建党百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始终以工学结合、产教融合为基本办学模式，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基本目标，其目的是满足学生自身就业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其性质来看，“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是生产和教育有机结合的重要形式，是教育性与产业性的有机统一，它既是教育性的产业活动，又是产业性的教育活动”，将政府、企业、行业等外部力量的推动作用和社会的积极参与紧密融合，体现出明显的主体跨界性特征。
回顾百年历程，职业学校是职业教育办学的中坚力量，随着产业变迁的需要，产业与教育的联系日益紧密，职业教育引入了政府、行业企业等外部主体，实现了内部主体与外部主体跨界融合的发展生态。职业学校作为职业教育办学的核心主体，积极发挥人才、智力和创新优势，支撑企业竞争力提升和转型升级，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关键角色。政府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外部保障主体，为职业教育办学提供政策保障和法律依据，规范及推动职业教育办学发展。行业企业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最大实施主体，具有资源整合和协调指导的作用。基于技术创新的导向，企业和学校开展一体化合作，推动职业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等职能的协调完善，加强职业学校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要素的区域融通和跨境流动。区域经济发展是探索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原动力。“产教融合思维强调，办学模式改革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以资源整合、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融合为发展核心，以经济增长率和区域优势为竞争力。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局势下，创新型人才是区域竞争力的核心指标，而创新型人才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大力培养；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办学以区域产业为依托，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作，才能培养产业适应性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因此，职业教育不仅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更要为自身办学与发展赢得广阔的空间。
（三）发展变迁：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
职业教育在建党百年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不仅伴随着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自身规模上的跨越，更是实现了中国职业教育结构变革的重大跨越。这种跨越不仅表现为传统教育内部在教学领域、学生构成、学校功能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而且强化了中国整个教育系统的分工。从深层次分析，中国职业教育的有序发展，还是扩大学生入学机会、促进教育公平的一次重大跨越。
中国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职业教育在实现规模扩张的过程中，明确了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改革要求，确立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以及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与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密切了职业学校与企业行业和社会各界的联系，扩大了个体受教育的机会，促进教育公平、区域统筹以及社会的和谐共生。也就是说，中国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以推动量的增长和质的跨越为基本方向，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根本目的，不仅大力扩张发展规模，还不断深化内涵、推进内外部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并且在体制机制上不断探索和完善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实现了从单边内生向双边互动、从外延发展向内涵提升的发展路径，逐步内化为人才培养的基因。当前，“双高计划”“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建设技能型社会”等一系列举措，旨在强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高质量发展，由中央财政投入的专项资金实际上成为一种“种子资金”，将有效推动职业院校深化改革，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全面转型。
回顾过去，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在积极探索与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面向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将以变革与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为高质量发展的重心。所以，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改革和发展将伴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推进，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职业教育的类型设计和制度优化。
建党百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职业教育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历经艰难曲折，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办学模式实现了自身建构，深化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内涵。面向未来，还需要加快提质培优，实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高质量发展；瞄准产业需求，增强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适应性；健全办学体制，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治理能力。
（一）加快提质培优，实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阶段，应加快形成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双循环”为支撑的发展格局，促进产业链与教育链高质量发展，培养适应产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为实现学生高质量就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要立足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新动能的时代使命，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发展方向，助力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还要办公平有质量的职业教育，加快构建面向全体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体系，打通技术技能人才上升通道，形成彰显类型教育特征的办学模式和制度标准，为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多元化成长路径。
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坚持类型教育基本定位，建立职教高考制度，畅通技术技能人才类型化升学通道，建立从中职到专业学位研究生、从学历教育到职业培训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职普融通，给中职教育增值赋能，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二是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技并修、育训结合，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严格把控教学标准和毕业生质量两个环节，传承和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加快推进“三教”改革，为学生多元成才搭建更多平台。三是营造支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氛围，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提高技能供给质量，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水平，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就业观。四是打造职业教育优质品牌，提升职业教育辨识度、认可度和吸引力，分别以职教高地、职业学校、国际化办学为载体，打造职业教育区域品牌、学校品牌及国际品牌。
（二）瞄准产业需求，增强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适应性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教育、人力资本、制度环境等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职业教育要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生变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类型教育定位，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以制度化设计推动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为加快形成技能型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职业教育办学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瞄准产业发展，让职业教育内生于经济社会，不仅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紧盯“最后一公里”，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做出应有贡献，还要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创新高地，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实现区域化、产业化、集群化，全方位对接区域产业需求。其次，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完善产业人才供需匹配促进体系，对接产业链需求，按照职业岗位设置专业，引导职业学校紧跟市场和就业形势，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方式，通过差异化投入、项目化引导等方式，鼓励职业学校开设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加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健全专业教学资源库，关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不断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标准。再次，主动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加大对农业农村等人才急需领域的职业教育供给，推广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高层次学徒制，加强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稳妥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探索建设学分银行，构建符合国情的国家资历框架，实现学习成果认定、积累、转换，提高学生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最后，推动校企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地方支柱企业与高水平职业学校共同建设一批产业学院，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切实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鼓励支持校企双主体育人，“通过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等，创新校企合作形式与内容，实现校企合作利益最大化、资本最优化”。
（三）健全办学体制，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治理能力
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治理能力，既是整个国家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也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关键所在。要以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制度性改革为主线，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为职业教育办学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其一，完善混合所有制办学机制，以激发办学活力为导向，鼓励多元主体合作开办职业学校、实训基地等组织和专业、课程等实施载体，完善混合所有制的审批标准、退出制度，健全混合所有制办学管理办法，构建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其二，完善多元投入机制，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保障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职责，明确政府统筹使用经费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企业投入和职业学校多元筹措经费的体制机制，以政府经济杠杆撬动民间资本投资职业教育，注入强有力的资本，确保职业教育更加坚实有力地发展。其三，优化职业教育治理结构，聚焦类型特色完善校本治理框架与结构，完善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推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构建新时代职业教育办学治理的新结构，提升职业教育治理效能，推动治理实践落实落地。其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格局，创新职业教育治理模式，以类型教育为根本，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体系和职业教育办学标准体系，构建国家层面的学校设置、专业开发、课程设计、实训基地、师资队伍、教材教法等标准制度，“鼓励地方政府开设特色标准，助力学校开发自身标准，构建国家、省级、学校三级职业教育办学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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