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晖：在发展和质量的平衡点上做好高职大扩招

2019年，高职扩招有“喜”有“忧”

2019年扩招开启，时间紧、任务重、环节多，职教战线特别是高职院校，以扩招116万的超额战绩交了一份“良好”的答卷，酸甜苦辣，喜忧交织，可圈可点。

“喜”在扩招的积极效应得到释放。百万扩招的增量使技术技能人才的储备和供给进一步加强，就业压力有所缓解；广纳生源使应往届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职业农民等能招尽招，扩大了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职扩容这“临门一脚”给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助力助燃；扩招为职业教育向类型教育转变加油提速；各级政府、各省地方、行业企业、社会各领域，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关注关切和动力活力有所激发，中央财政2019年安排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237亿元，比2018年增长26.7%。广东省财政2019年累计安排9亿元用于扩充高职学位，并安排专项资金对高职扩招的地市和学校进行奖补；高职院校主动面向市场和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有所提高，调整结构、拓展渠道、变革机制、创新模式、开发资源等，改革向纵深综合系列化进发，职业教育直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良性互动效应……

“忧”在职业教育和高职院校遭遇严峻挑战。“扩规模与保质量并重”，是本次扩招的辩证原则，但事实上公平和质量都面临难题。各地、各校、各专业、各生源人群等差异较大，几家欢喜几家愁；“生源荒”、社会考生报到率低不是少数；校舍设备设施严重不足是刚性困境，教学资源严重缺乏非常普遍。据有关测算，仅为保运行保基本，去年扩招100万就需增加投入120亿，但事实上，有些地区对学生存量的生均12000元都没有得到保障，投入的捉襟见肘和学校的粮草不足，使原本不足的教学生活供给被再次稀释，薄饼越摊越薄，必然影响到质量保障；招生计划的倾斜使学校间距离越拉越大；不同文化基础和年龄结构带来双方不适应；全日制高职学历教育转化为职业培训的可能和风险开始出现；社会生源分数触底，门槛低等优惠待遇与应届毕业生依分定校、定专业的选拔造成公平性挑战；社会人员在校内或校外的管理及安全风险不无担心；高职的扩招给中职的规模、结构和目标定位及教育教学带来震荡和动摇；这些问题必然影响到职教的社会认同和吸引力，以及对高等教育的质疑。职教末流、高教学历膨胀缩水、高职文凭贬值的负效应溢出，职业教育和高职院校的“阵痛”是强烈的、明显的，压力是巨大的。

　　如果说2019年“扩量和保质”出现两难，还需讨论“明年是否继续扩招”的问题，那么到2020年的政府令，已经是继续扩招“爱你没商量”。

2020年，高职扩招仍要克难攻坚

扩量困难相当明显。一方面，作为生源主体大户的应届毕业生，数量面临锐减。2019年高职（含高专、五年制转段）招生约529.6万人，应届生约占90%；而据有关测算，2020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预计比 2019年减少10万。另一方面，社会生源空间有限。去年社会生源群体的招生是53万人，约占总量的10%，退役军人是社会生源的主体，占四类群体约63%，占总量约6%。据测算，2020年退役军人预计50万，其中专科学历以下的15万左右，有就读高职意愿的预计5万人；各地调研反馈称“绝大多数有求学意向的社会考生都已入学，”显然退役军人生源存量不大，社会生源群体供给不容乐观。2020年，1482所高职院校如何确保完成招生任务，窘境已然迫在眉睫。

保质量遭遇考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高职较大幅度规模扩张，已超越了高职院校的负载，生源、对象、需求的多元，对学校的静态和动态资源、教学和机制供给、管理理念和方式等都带来巨大影响，不可避免地困惑于无条件，纠结于不适应，担心于降水准；历史经验表明，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要真正在学校形成实践方法，往往需要至少10年时间。去年录取的单招社会生，加上今年的新增社会生源，还将面临一两年后前景未卜的就业考验。对历史较短、基础不厚、有教无类、导向就业、建设和改革任务繁重的高职来说，压力已然“兵临城下”。

扩量保质,综合施策保平衡

扩量保质求平衡，说易做难，一般来说，规模和质量、外延扩张和内涵发展不在同一个发展阶段，难免顾此失彼。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笔者认为，今明两年不降质扩招200万，从战略和战术上都需要作调整和优化。在战略上更要放宽视野、放大格局、放开机制；在战术上更要突出地方自主、行企自主、学校自主。

一是纵横分工，多方协作。扩招不能成为教育部门的“独角戏”，必须是各级各部门总动员。纵向从中央到省、市地方，需要加强统筹、计划、分工、协作、落实；横向教育、发改、财政、人社、国资、军转、农业等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应建立联合工作机构，专门作硬任务落实，生源挖潜和供给、政策激励和经费支持、资源和条件保障等。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应把实现扩招提到抓经济、保就业、提素质的国策高度，落实落地。一个利好消息是，2020年中央财政预计安排专项资金240亿元，2021年安排360亿元，用于持续扩招带来的生均拨款增量。此外，国家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真正施工完成主体是地方、部门。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和部门积极性和能动性，给他们足够的决策和实施自主权。地方和部门也应该在投入或平台、信息服务等方面有更大作为。

二是开源拓群，精准扩招。高中毕业生（含三校生）是最大的招生对象，“职教高考”是改革亮点所在；“往、退、下、农”四类人群依然是着力点，可通过宣传引导、奖助学金、专项贷款、技能考核优先等激励机制，减少其忧虑，提高其上学吸引力；此外，还要寻求新的增长点。随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在岗职工亟待提升学历和技术技能，这个群体可挖掘的空间很大，企业整建制、成规模学习是成人学历教育成功的经验，建议制定相关政策予以鼓励。面向包括高学历人群在内的社会各类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也可以作为扩招对象、内容和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到职业院校就读，其技术技能提升目的远大于文化知识和文凭的意义。当然学历生源与非全日制的职业培训，如何折算转换，需要科学研究。

三是市场机制，释放潜能。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用市场机制把职教做大做强”，发展职业教育，除政府主导作用之外，市场的空间很大。首先要释放行业的潜能。对职业教育的数量、规格、和品种的需求，各行各业的行政部门和服务组织最有数，它们是连接企业和学校的桥梁和纽带，行业组织，如行业指导委员会，在招生供给的引导咨询和支持作用，不可小视；其次是企业的潜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行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对口就业“一条龙”，“招生-录取-考核-使用”衔接畅通，工学交替、旺工淡学，把学校搬到工厂、把课堂移到车间，组团式报考、整建制学习，都是扩量提质的成功举措。学习型企业、创新型企业是企业的追求，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是新型工人的愿望，但如何激发企业一直是难点和薄弱环节，还须综合施策。再有是社会的潜能。社区、村委会、幼儿园、协会、联盟、集团、基金会等，凡是人脉集中的地方都可能是机会。2019年，幼儿园保育员、社区卫生站医护人员、保安员、村委会干部、老年护理员、快递员等，通过社会组织牵线，走进了高校的大门。最后是发挥民办高校的力量，目前约有330所民办高职，可以在严格监管防走偏的前提下，让他们也承担起扩招的重任。

四是盘活学校，锐意变革。职业院校的人、财、物、事、料、规、术、法，在需求和供给的匹配上，在数量和质量的平衡上，要找到新支点、新对策。第一，合作机制再加强。拓展区域合作，“西生东输”“东业西就”，互通有无；打破异地办学、办分校的障碍；密切学校合作，四川工程职院牵头建立“合作招生联盟”是宝贵经验，各地的高职联中职，大手拉小手，强校带弱校，职教集团共享化，有利于合理分配与整合优化资源；第二，加大自主招生。对于生源充足的省份和学校，可投放更多的增量计划，各校应根据自身的教学资源和生源情况，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基础上，自主决定面向社会人群扩招，不宜硬性规定多招、少招或不许招。第三，坚持“宽进严出”。进口可以能招尽招，培养过程需要严格，推广“生源分类、教学分层、学习分段”，深入践行“教学目标层次化，课程体系模块化，施教项目任务化，教学方式灵活化”；多种渠道增加教师供给，多种途径提升教师水平，多种手段激发教师内动力。第四，完善教育教学管理。主动应对不同生源、不同学习时间、不同学习方式，创新课程体系、教学组织和考核评价等。第五，采取多条腿走路。坚持育训结合、工学结合、校内和校外结合、线上和线下结合，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结合、学年制和学分制结合，分类施策，多措并举。第六，做好就业服务。面对在校生特别是社会生源的就业动力和工作期待，一方面要让他们学有所用、适销对路，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找准职业定位，强化职业生涯发展，提前化解未来的就业难题。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