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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心理的职普比博弈和对策建议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布时间：2017-09-25 点击量：1235]

摘要

基于社会心理的职普比博弈和对策建议

原创 2017-08-22 张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基于社会心理的职普比博弈和对策建议

张健

一、社会心理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

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这一过程必然受到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经济的、利益的、政策的、环境的各种要素的影响，是综合博弈的产物。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提出了集体无意识概念。所谓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的最深层次的心理积淀和普遍精神，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这种心理和精神之所以延传不已，是因为有相应的社会结构、意念、传统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轻视劳动、鄙薄技艺的传统观念已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在长期的渗透、弥散和泛化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观念，这种观念是这样的强大和深固，以致延传千年依然难以改变，依然主宰这人们的心理和意识。形成了对职业教育发展巨大的负作用和“杀伤力”。

中等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层级，目前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版块，实际上是根据人的就业需要、发展需要和经济发展对不同规格人才的需要设计的。职普比是指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构比，或者说类别比。为什么国家十分强调职普比大体相当，除了发展经济的考量外，更重要的是当下的职业教育还是一种弱势和末流的教育，如果没有刚性的政策要求达标兜底，恐怕会失去保护和援手，导致职业教育更加孱弱。这可以从职普比的博弈分析见出端倪。

二、职普比互动博弈的多元分析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或“赛局理论”，是指在一定的游戏规则约束下，基于直接相互作用的环境条件，各参与人依靠所掌握的信息，选择各自的策略，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过程。对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的选择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两类教育所能带来的收益的比较、权衡、考量、甄选的过程。

观念博弈。职普比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中等教育的类别和分流问题，实质上关系到人的发展取向问题，其背后有着深刻的观念博弈。人的观念的形成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教育灌输的左右。我国的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其核心是“学而优则仕”，即以官为本、以权为纲的“官本位”文化，人们往往把能否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而鄙视“樊迟请学稼”这样的职业劳动。现实中，延传至今的技术技能人才的弱势地位和微薄待遇更是强化了人们的这一观念，所以，非不得已人们是不愿意选择职业教育这一路径的，而宁愿选择上高中、升本科，最后更有可能实现自己“官本位”的人生价值和职业梦想。这是观念博弈上先输一筹。

利益博弈。当下的社会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钱本位”的社会，如果你当不了官、那有钱也行。或者说，如果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仕途无望，但“钱”途不差，在利益博弈上不落下风，那同样能吸引和激励一部分人选择职业教育。但问题在于，我国的技术技能人才的薪资待遇始终被锁定在新酬链的低端，即便企业最优秀的技能大师工资待遇也比车间副主任少一大截。所以说什么“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关键是出了状元、成了状元，又能怎样？大国工匠也没见到有多风光、出彩、有钱。这才是症结所在。这样不公的利益分配格局损害的不仅是在职员工的所得，更重要的是对即将入职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种伤害，再远一点，对有意选择职业教育学习的人群是一种打击，使他们避之犹恐不及。利益偏颇、公平不当的杀伤力可见一斑。

政策博弈。政策是为政者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政令策略和行为准则。它体现的是决策层面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刘春生教授指出：“职业教育要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各级政府不仅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更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对于普通教育而言，有着成熟的政策体系，而职业教育身为“富贵“教育，但财政拨款和经费投入却一直低于普通教育，又怎能指望它办出质量呢？而办不出质量又更加坐实了你是末流教育的观点，陷入了恶性循环。还有政府这些年虽然强调对职业教育要“高度重视”、“大力发展”，但虚多实少，口惠而实不至。比如一个职教法修订，难产多年，至今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更别说像校企合作促进法等其他下位法、配套法了。所以，在政策博弈上，职业教育真是有苦难言。

人职匹配博弈。提出“人职匹配理论”的美国教育功能理论学者帕森斯认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格特质，相应地，每一种职业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一个人的能力、气质、性格、兴趣同其所选择职业的条件和要求越接近，工作的效率也就越高，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每个人进行职业选择时，必须依据自身条件和个性特征来选择职业种类，以实现最合理的人职匹配。但由于职业教育“末流“的弱势地位，以及在学历、就业、报酬、体面和尊严方面倍受歧视，所以在人职匹配的博弈上，明明一些学生条件和特质只适合学习职业教育，也明知不可为的选择读高中，上大学。其结果只能是扭曲了自己，偏离了适合自己的正确的职业航向。而且即便上了高中，也难以敲开大学之门，最终还浪费了机会成本。这就是我们不看好或歧视职业教育付出的成本代价。

政府和市场博弈。我国的经济发展或资源配置的调节机制，是循着“政府为主→政府+市场→市场为主”的路径和趋势发展的。目前还处在“政府+市场→市场为主”相叠加的过渡阶段。2014年6月出台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明确要求要“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说，市场机制应逐步替代计划体制下政府部分职能，成为影响和决定教育资源配置根本力量。这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博弈。目前，对教育的调控虽然我们说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行的却依然是政府干预。就是说，迄今为止我们的许多做法仍然还停留在政府调控干预为主的计划经济阶段，如职普1:1就是如此。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应当管住自己“闲不住的手”，在政府与市场的博弈中，把对教育的调节配置权让渡给市场和其他配置主体，让市场决定职普比例配置。

多种博弈要素结果的叠加，显然给职业教育开出的是一张“负面清单”。说明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环境、办学吸引力还有待加强和改善，对职普比大体相当的目标而言，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博弈劣势，同时又不强制干预，达成这样的目标还是有相当难度。职业教育职普比不高，实在是情理之中。

三、保持职普比大体相当的对策建议

我们对职普比的基本看法。我们倾向于在一段时期内，应保持职普比的大体相当。理由是：第一，职普比大体相当，是国家推行的保持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统筹、协调和均衡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对于保证我国整个教育结构的优化、教育类别的完善、教育体系的建构以及该体系培养出的人才结构的合理性，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职普比大体相当是一种柔性规范。有着很大的弹性空间和伸缩余地。它并没有强制你非得怎样，非得达成怎样的刚性指标。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本质上反映的是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和动态调适过程。当人才需求量大时，6：4可被认定为大体相当；人才需求量小时，4：6亦无不可。说的极端一点，如果3：7能够适应和满足经济发展人才的需求，那把3：7说成是大体相当亦不为过。对高中阶段教育本身而言，大体相当是一个最基本的设定，是对职业教育规模和数量的底限性要求，弃守这一规定，中等职业教育很可能有不保之虞。尤其是在学历高移成为趋势的背景下，更应警惕这样的危机和一些人为的不当忽悠。第三，职普比大体相当是保证分类施教的必须。人的禀赋、才能是有差异的。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观点，由于智能结构不同，有的人擅长抽象思维，能成为学术专家，而职业教育的学生擅长形象思维，只能成为技术型、技能型、技艺型的人才。职普比大体相当就是给不同类别的人提供相宜的发展通道，其本真在于尊重个体生命成长的“这一个”，“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柳宗元）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坚持职普比大体相当是一种目标诉求，是国家既定的教育方略。关键是在当下还存在诸多观念、体制、利益、政策、乃至教育自身问题的前提下，如何把它落实好、落到实处，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和要害所在。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观念转变为前提。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决于职业教育的对象对职业教育认同的程度，并决定着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在当下人们还普遍歧视职业教育、缺乏对技术的敬畏和尊重的背景下，显然是不利于职普比的稳定和保持的。这就需要从观念改变入手。观念的改变是以观念的更新和重建为前提，通过新旧观念的碰撞，正误观念的博弈，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对决而实现的。它是一个新观念战胜旧观念的过程。重建职业教育新的观念体系，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对歧视、贬抑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说不，推出具有颠覆意义的新理念，如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全国职教大会批示提出的“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观念，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理念，都是崭新的价值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人本情怀，必须大力弘扬。其次，有了正确的观念，还必须创造有利于观念践行和落实的社会氛围与条件，在实践中彰显新观念的重要和价值，并努力将其落到实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文本中，而没有行动。这样长此以往，才能引导人们改变歧视职教的传统观念，起到纠偏和匡误的作用，使新观念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扎根，逐步成为人们的主流观念。

体系建构为基石。王先明先生指出：“在开放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一条有效途径，受教育的程度影响着个人地位的上升与职业的选择。”职业教育要想提高吸引力，稳定职普比，“首先必须保证职业教育学习者能有一个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通道，有一个人生出彩的平台。”这个“途径”或“通道”，就是横向贯通、纵向到顶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和生活水平提高，学历高移是必然趋势。对中等教育而言，初中后分流，对普通高中的孩子不成问题，普通教育体系没有“天花板”，他们可以继续升学深造。职业教育的职教体系建构还不完善，“断头路”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对口升学、中高本衔接虽然开始试水，但贯通培养体系还很不完善，许多还处在“叫好不叫座”的状态。更别说职普贯通之路还没有真正连通，这些都消磨着学生报考职业院校的意愿，对职普分流、职普比的问题是有影响的。所以，建立现代职教体系，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学历提升的选择机会，是保证职普比大体相当的一个重要举措。教育部职普比调研课题组对“你选择读职业学校的原因”问卷结果是：“希望学一门技术者”最多，468人，占比36.7%，选择 “没有考上普通高中”者次之，371人，占比29.1%，选择“读中职也能考大学者”215人，占比16.8%，排第三。其他“有感兴趣的专业”131人，占比10.3%，“就业率高”，94人，占比7.4%，“职业教育免费，有助学金”45人，占比3.5%。其中读中职也能升大学，排第三，如果再算上排第二的“没有考上普通高中”（最终还是想上大学），两项加合就是45.9%。这么大的群体诉求是不能漠视的。

利益保障为核心。当今社会，人们接受教育目的与期待无非有三：社会地位的提升、经济状况的改善或社会声誉的提高。而职业教育在这三点上似乎都不能出彩，给人带来实益。

尤其是薪资待遇问题，明明可以做的更好，却不作为。姜大源先生指出：“国家必须给予技能人才与高学历人才同等社会地位的政策，必须出台经费投入等向职业教育倾斜的措施，从而稳定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规模。”上世纪70年代，一个八级工的工资是100元，远远高于大学生的52元，这样的薪酬体系为什么就湮灭无闻了呢？我们认为在人民的生活水平远未达及普遍富裕程度和职业教育还缺乏吸引力的前提下，遵循利益逻辑、用好利益杠杆，绝对可以取得“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神圣家族》）一流的航天设计，倘若没有一流的技术技能大师制造它，它就只能停留在图纸上。所以高技高薪理所当然。据我们了解，浙江省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推出了特级技师的政策。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选手，可以晋升特级技师，享受教授待遇，退休后仍享受相应的待遇和津贴。这样好的做法，应该得到推广。可喜的是，国务院新近出台的《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建立职业资格与职称、学历比照认证制度，这对职业教育来说真的是一大利好和福音，对职普比企稳甚至稳中有升有很大影响。关键还要看靴子什么时候落地，我们将拭目以待，乐观其成。

自身做强为根本。当下的职业教育就业率虽然比较高，但社会地位和口碑并不见佳，除了人们的偏见和歧视外，也与职业教育自身的办学质量和服务社会效益不高有关。所以职业教育要想走出倍受诟病和歧视的怪圈，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做优、做强、做特自身入手。做优，即要靠质量和效益来说话，来证明自己，培养出的人才被社会看好、接纳、认同。做强，即不要自卑，越是不被别人看好，就越要自信自强，脚踏实地地做好各项工作，用行动和实绩说话，做强自己，致力于赶超。做特，即用服务和贡献说话，彰显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和存在的价值，让职业教育炫长和出彩，让那些歧视职业教育的人闭嘴。反之，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行动证明自己，自己是朽木难雕、扶不起来，就会令歧视职业教育的人更有把柄和口实，更加坐实他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谬识，这样职业教育就会更加沉沦无望，又遑论保障职普比、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歧视。

本文摘编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17年24期。敬请关注，转载请注明出处